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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人眼中，香港变成了一个奇迹，似乎“有悖常理”。准许英国人在香港“寄寓泊船”的《穿鼻草约》（1840）议定之后，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巴麦尊勋爵非常生气。他无法改变谈判结果，但是有权立刻解除负责谈判的全权公使查理•义律的职务。在免职函件中，他对义律冷嘲热讽：“你获得了荒芜之岛香港的割让，岛上几乎没有一幢房屋……很显然，香港不会成为贸易中心……我们的贸易将一如既往地在广州进行。他们（英国侨民）可以前往荒凉的香港岛，在那里修建房屋来隐居。” Frank Welsh先生撰写的《香港史》就是从这个话题开篇的。


       在我看来，与其说是香港“有悖常理”地创造了奇迹，还不如说是内地一次又一次“有悖常理”地把创造奇迹所需要的要素（人才与资本）拱手让给香港。


       香港“第一次转折”的人才和资本主要来自广州，“第二级推进”的人才和资本主要来自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的区位优势明显。英国、美国、普鲁士、丹麦、荷兰、瑞典、比利时和日本都选择上海作为在中国贸易的基地，并且设立了领事馆。上海是当之无愧的东亚贸易和金融中心，汇集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商业精英。香港原本望尘莫及。


       有人在香港媒体上惊呼：与内地相比，香港经济1990年代以来逐渐衰落。广州和佛山两市的经济总量之和，在1997年仅相当于香港经济总量的1/6，在2001年达到30%，2007年达到70%，2009年略微反超香港。


       香港的增长率不应该和内地比，而应该和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比。到目前为止，除去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年份，香港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不错的，由于内地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导致香港逐渐被边缘化，香港经济增长率将缓慢降低，这是可以理解的，与香港发展程度相当的经济体大多能够接受更低的增长率。总之，香港应该或者接受，或者靠自己的头脑和能力改变命运，而不是继续依靠内地“有悖常理”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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