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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药价司官员郭剑英继3月6日称“压缩药价虚高空间还要五六年”之后，9月7日再次发声：同一外国原创进口药内地售价比香港高1倍是正常现象。其中的原因在于，与内地不同，香港没有关税、增值税、医院加价，流转费用也比较低。

 

此前，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调查发现，政府管制范围内的300多种外企原创药中80%的价格高于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

 

郭剑英认为，之所以内地进口药价格虚高，是香港与内地不同，香港既没有5%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也没有15%的医院加价，流转费用也不高于20%。考虑到这些因素，进口药内地售价比香港高100%是正常现象。

 

药品被允许在内地上市后，先由药品购销各方根据市场情况确定交易价格。其中，需要销往非营利性医院的，需要通过招标采购确定中标价格，加15%后销售；销往营利性医院和零售药店的，由购销双方确定具体价格。

 

中科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曾益新指出，药品价格形成有3个环节：出厂价、中间商业流通、医院使用。曾益新认为，出厂价并不高，不是药价高的主因。在医院使用环节，医院并没有靠药品赚取太多利润，平均不超过9%。所以，药价高企的核心在中间流通环节。

 

另有专家更是指出，除了关税，中间环节对药价层层加码、医院加成以及流通环节的公关贿赂被加入药价才是药价虚高的主要原因。

 

一位多年从事医药采购的负责人表示，实际上用一种药品到岸差价并不大，因为港口物流运输透明度很高。决定药价的关键因素是运营成本。运营成本包括税收、渠道流通成本、推广模式、盈利要求和营销成本。营销成本中包括20%-30%的营销回扣，还有约20%的“专营推广模式”费用，合计下来，进口药品最高回扣占到药价的50%，若加上邀请医生出国培训等开销，该药品用来支付回扣的资金占比甚至高达70%。

 

我国最高零售限价一般3年调整1次，地方招标采购一般2年1次。2000年至今，医保目录3次调整，药品零售价相应进行了3轮限价。

 

郭剑英表示，政府限价主要依据市场实际价格，而市场实际价格是药品上市后由企业与医院交易中形成的，若无法改变购销各环节价格利益链格局（厂商、各级代理商、医保部门、物价部门、药品招标采购部门、医院、医生均在利益链上），限价不一定能真正降低药品零售价。

 

政府限价目的是“限高防涨”，为招标划出一个范围。政府组织招标的初衷是利用市场机制形成具体价格。现在，问题是受各种因素制约，招标没有“量价挂钩”，这就必然演变为二次行政限价（把通用名的限价转化为各个具体企业的限价）。

 

郭剑英认为，当下医院缺乏采购主动权和降价控制费用的积极性。在以药养医体制下，对公立医院而言药品是收入不是成本，加之公立医院缺乏竞争，采购药品有政府招标控制，因此医院有获取收入的动力与压力，没有控制价格和费用的动力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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