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香港公司

　　杨婕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龟”。在中国的俚语中，通常意义上的海龟用来指代那些海外留学之后回到内地的人士。而身为未来资产证券经济学家的上海姑娘杨婕，只是回到了香港。与许多同代人一样，杨婕现在也看不出自己回到上海有何好处。

 

　　这种想法对上海而言是一种打击。如果想跻身一流金融服务业城市之列，上海就需要具备国际经验的人才。

 

　　杨婕不回内地的原因与她的同行和金融招聘人员普遍的怨言形成共鸣。杨婕表示：“内地的薪资仍远低于国际水平，个人所得税率太高，特别是与香港相比。”教育和医院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中国政府的抱负是到2020年把上海打造成为一个成熟的全球金融中心。香港专业人士对这个目标感到担忧，他们担心，这将危及他们作为中国大门守护者的地位。

 

　　就中国政府推进的、放开中国金融体系的实验而言，香港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实验室。随着香港中国企业股票、中国债券和国外人民币交易额的不断增长，这个城市的吸引力也在增强，因为它为全球性银行和投资者提供了押注中国的最便捷途径。但是，一个完全开放且极具竞争力的上海，将为贸易和投资背后的大量资金流动提供远比香港更为直接的途径。

 

　　中国正努力突破自己所扮演的、强大的出口型制造国的角色，上海与香港一争高下正是这一努力的核心。如果中国不想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它就需要把金融业提升到远比现在先进的水平，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但这绝非易事。对金融专业人士而言，中国内地眼下仍是一个法律混乱、官僚作风严重的地区。投资者无法便利地转移资金。在岸和国外人民币都不能自由兑换。大型机构需要经历获得合格投资者地位的曲折过程，才能在中国内地交易。很多外资银行进行了大笔投资，但回报却不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股市表现较为低迷以及国有大型银行首次公开发行(IPO)减少。

 

　　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可靠且更加独立的法律体系之前，企业和投资者仍会对长期涉足中国内地业务以及有可能遭遇腐败感到担忧。

 

　　摩根大通中国业务首席执行官邵子力表示：“香港的法律体系是其拥有的最优质资产。”

 

　　虽然上海可能眼下不会构成威胁，但香港还面临着新加坡的竞争，后者欲与香港争夺亚洲头号金融中心地位。而且，新加坡的部分优势在于专业化。在财富管理、外汇和大宗商品领域，新加坡的表现一直胜香港一筹。

 

　　把视角拉近一点，香港还面临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深圳的挑战。深圳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中心，也是中国第二个股票交易所所在地。

 

　　不过，眼下中国对香港的全球性角色还是持支持态度的。中国近期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旨在支持香港的国外人民币交易中心地位，推动香港股票交易所和沪深交易所之间的合作。恰逢此时，亲北京的梁振英成为新一届香港特首。

 

　　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广东前海特区的设立。前海位于深圳西部，毗邻香港。此举将使得国外人民币能够更自由地流入，并使得香港的银行能够直接贷款给中国企业。

 

　　在另外一个表明人民币将如何回流入内地的例子里，中国私人股本公司弘毅投资表示，该公司将利用前海特区，将在海外筹集的资金直接投资于内地。

 

　　这将令香港与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更紧密的联系。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增速仍远快于多数发达国家。

 

　　尽管很多香港老百姓对与内地形成更紧密联系感到担忧，但企业界和金融界精英却将其视为香港的优势所在。前港交所主席、现在多家公司担任董事的夏佳理表示，银行业、证券业和私人股本业的中国内地机构已具备重要的影响力。他说：“香港与内地既互为补充，也相互竞争。这确实是一个大熔炉，香港正因此变得更富有、更美好。”

 

　　香港商界很多重要人物并不把内地城市视为香港近期内面临的威胁。除了充当一条通向更广阔经济腹地的通道，国际金融中心还提供了一个场所，在这里，总部位于其他地区的银行能够撮合总部也位于其他地区的企业和机构之间的交易。这意味着，国际金融中心既可赢得外商对本地市场的大规模投资，也可拉外资企业在本地市场上市。香港和新加坡是亚洲仅有的拥有这种能力的城市。很多金融专业人士表示，上海和深圳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

 

　　香港仍是亚洲地区能够吸引到优质公司前来上市的主要城市。近年来，普拉达、欧舒丹和新秀丽都选择在香港进行IPO，而放弃了在米兰、巴黎、伦敦、纽约或新加坡的上市机会。再加上中国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热潮的推动，2009年至2011年间，香港市场的新股发行融资规模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一。

 

　　银行家们指出，虽然汽车赛事运营商一级方程式集团计划赴新加坡上市而未选择香港，但这主要是由于该公司在新加坡经营一场赛事。

 

　　大规模新股上市对于香港市场来说并不总是好消息。在香港上市的数百家内地企业中，部分企业业绩表现疲弱，个别企业如布料生产商洪良国际(Hontex)还爆出了丑闻。这促使香港加强了对帮助企业上市的投资银行的监管。香港监管当局威胁将采取行动，让有关方面更易于对那些在筹备上市过程中工作不尽职的保荐人提起公诉。本可凭借较为宽松的监管氛围从中获益的新加坡，上周也宣布将收紧上市标准，以保证只有那些规模更大、盈利能力更强的公司才能募股上市。

 

　　近期有关上海有意吸引海外企业来沪上市的传言越来越多。野村证券驻伦敦的股票资本市场全球主管肯•布朗表示，多家欧洲企业正在认真讨论是应争取在香港上市，还是等待赴上海国际板上市的条件成熟。

 

　　驻上海和北京的银行家们表示，国际板的大部分基础工作已经完成，中国监管部门对于国际板的运作方式有清晰的认识。部分银行家声称，国际板或于明年迎来首个公司挂牌。由于汇丰在历史上和现阶段都与中国内地联系紧密，市场预计该公司有望成为首批申请在国际板上市的公司之一。但一位驻上海的银行家表示，短期内任何公司都不太可能在国际板挂牌。他指出：“我认为国际板对于将上海建设成股票交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来说非常重要。但目前还有很多其他项目，国际板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

 

　　在银行领域，中国已开始放松对存贷款利率水平的控制。这一重大举措——以及允许香港银行在前海特区开展业务——将有助于促进行业内竞争。银行将被迫一方面努力吸引储户存款，另一方面以更高的贷款利率向一些风险更大的项目放款。

 

　　未来资产的经济学家杨婕表示，以上措施将为进一步的改革奠定基础。在放开利率控制之后，中国还可能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并取消资本项目管制，这将开放中国的银行业、使其直接面对国际竞争。她指出：“在全面放开前，国内银行之间必须先行充分竞争，同时必须发展出容量更深的资本市场。”

 

　　由于中国银行体系多年来一直以向政府支持企业发放贷款为主，发生亏损的风险最终会由政府承担，因此以上演化进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去年卸任的中国银监会首任主席刘明康认为，受上述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影响，上海和深圳要想成为主要金融中心可能还需要20年的时间。

 

　　刘明康指出：“积累国际经验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希望我们的发展速度能够跟上香港，但我认为上海和深圳距离国际金融中心仍有很大差距。”

 

　　刘明康表示，国际化人才是建设金融中心的关键，政府必须考虑降低个人所得税率。

 

　　由于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监管政策显著收紧，市场人士开始担心，相对于监管严格的纽约和伦敦，金融企业是否会更倾向于选择赴监管相对宽松的香港和新加坡发展。在某些领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这种现象，例如新加坡就通过税收优惠以及有限的监管干预努力吸引更多的对冲基金进驻该国。但对冲基金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设在亚洲的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在全球对冲基金总规模中所占比重仍只有4%，而且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设在中国的对冲基金。不过，香港和新加坡目前都在收紧股票市场监管要求，而在银行领域它们除了执行《巴塞尔协议III》别无选择。两地在执行《巴塞尔协议III》的具体时间选择上或有一定自由，但该协议对银行的整体资本金要求以及风险计量方法都已做出了严格限定。

 

　　金融企业可能依然认为香港和新加坡很有吸引力，因为两地金融界与监管当局关系密切。夏佳理承认，香港社会各界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有所增多。但他警告称：“这并不意味着监管当局或者交易所态度软化。不要将协商错误地解读为给监管套利创造机会。”

 

　　在杨婕看来，即使未来上海确实超越了香港，后者也不会因此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届时国际金融业务的规模将数倍于当前水平。

 

　　她表示：“也许未来香港需要和上海或深圳分享蛋糕。但只要蛋糕的绝对规模持续扩大，香港就仍能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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