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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香港和内地联系的愈加密切，两地间的民生问题相互影响的速度和程度也愈发迅速和深入，从而引发一些矛盾和争议。各主流媒体对此也极为关注，趁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追访港区代表委员们的看法。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政商界的新杰，陈智思成为媒体报道的红人。

 

　　3月6日，报道组专访陈智思先生。还记得在一年多前的专访中，对话陈智思先生，我们脑海中跳出的是“理想主义者”一词，而在本次的思想碰撞中，我们要在“理想主义者”前面再加八个字“勇于直面敢于担当”。无论是谈到对近期香港与内地的口水战，还是谈到自身一直在履行的社会责任，他总是从大局出发，以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的眼光，先进行自省，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再用包容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敢于直面种种社会现实，进行必要的沟通，并付诸实践，为“和谐”不懈努力。

 

　　民生热点 敢视共解决

 

　　陈智思：5个建议，分别是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有关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粮食安全及保护耕地，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法，有关社会道德风气及公民精神。

 

　　大陆已经发展起来的很多大型企业和龙头企业，政府也一直在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但跟国际上的大企业相比，大陆的龙头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还有很多可以做，应该做得更加透明公开的。我听说在中国有10万家龙头企业，而只有22家企业发表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个比例太小了。海外发达国家的上市企业和大型企业，都会发布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所以我建议中央政府加强引导大陆龙头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也起到龙头的作用，追赶国际水平。

 

　　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拜金主义开始在一些人中流行，他们把钱放在了第一位，忽视其它的东西。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一些矛盾就会逐渐暴露出来。例如贫富悬殊，这会让一部分人感觉社会的不公平，从而产生出不良的情绪，影响社会的和谐，这种现象在香港也一样出现。一个人的价值观很重要，它会左右自己的行为举止。于是我提了关于社会道德风气及公民精神的一些建议。昨天在温总理的报告中，也提到这个，我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这些建议都涉及了当下民众关注的热点。

 

　　陈智思：我住在香港，对内地的情况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我向上海银行业的朋友了解，让他在上海的同事和朋友中做一个民众关注的热点调查。他调查的对象基本是属于中产人群，这些人关注的热点是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教育等等，这些民生问题都是很基本的问题，而且我发现这也是香港民众讨论和关注得比较多的问题，尽管具体情况不大一样，但大方向是一样的。特别是食品问题，大陆的情况也影响到香港，大家都到香港买食品，引发了香港市民的一些意见。

 

　　当然这些现象是经济发展过程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很多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是不可避免，就要勇于面对，政府要表态，给民众信心，同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看到，刚才谈到的这些问题，中央政府已经态度很明确了，只是到了一些地方政府，执行力还是不够强的。

 

　　有香港居民投诉内地人赴港买楼、“双非”孕妇涌到香港产子等现象，并引发两地民众的一场口水战，您如何来看这些问题？

 

　　陈智思：内地炒家推高香港楼价，购入物业后却将其空置，“双非”孕妇使得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大增、医疗服务质量下降，令不少港人觉得恼怒，这些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相信内地人并无伤害我们之意。来港抢购奶粉只因他们害怕内地的奶粉受到污染，可能会令他们的孩子受伤害。同样，来港产子的孕妇，也只想为孩子的未来寻求更佳的生活。换转是我们，也会这样做吧。香港也有其他更根本的问题，而正是这些更根本的问题，使得内地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说成是问题的根源，成为代罪羔羊。除了两地的文化差异之外，也涉及人性的势利及羞愧之心作祟。

 

　　您在多个高端论坛和场合都提到一个观点，就是把香港建成人民币国外金融中心，您觉得香港拥有什么条件，还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建成呢？

 

　　陈智思：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不仅在金融，在法制上也有一个很完善的模式。作为人民币国外中心的角色，香港是很合适的。国际上对香港扮演好这个角色也是很有信心的。我常常讲，往后看，中国的金融中心一定在上海，对国家来说，上海拥有更好的条件，更有能力去担当中国的金融中心，所以不用再去辩论哪个是金融中心，上海肯定是在岸金融中心。而国外金融中心，香港就拥有很多有利的条件。香港已经拥有很多经验，不少国际金融公司机构已在香港设立总部或分公司，再加上香港有中央政府的支持。这两个重要的城市，要讨论如何配合，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比讨论谁是金融中心更有意义。

 

　　今年您把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建议提交两会，我们知道您在担任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主席期间，倡导并推行的“商界展关怀”等一系列社会福利活动，成为香港商界实践“企业社会责任”的象征。请问，当时这一计划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陈智思：我就任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主席之时，就是十几年前香港刚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当时经济环境不好，贫富悬殊愈发严重，暴露出了一些社会矛盾，香港市民对香港商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本身是商人，我接触的很多商人还是很有社会责任心和善心的。我做过慈善公益的一些工作，我也了解社会服务界的一些想法，他们对商界的一些难处也不是很了解。也就是说商界和社服界缺少一些了解和沟通。

 

　　以前香港的社会问题基本是由政府去解决的，商界一般不去承担这些。商界的最大任务就是赚钱交税，政府从税收中分配资金去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商界和社服界很少有机会去共事。我希望能搭建一个平台，让大家进行更好的沟通，一起想办法去解决。其实，在这些社会问题中要追究谁的错都是没有答案的。企业要面对全球的竞争，那么就会产生一定压力，这些压力需要全体员工共同去承担，那么就造成员工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他们可以照顾家庭的时间就少了，这样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随之出现。那么这些社会问题就需要大家共同来面对和解决了，有些问题不是政府想解决就能解决的。

 

　　“商界展关怀”活动推行以来取得怎样的成效？

 

　　陈智思：“商界展关怀”主要是提供商界和社服界双方沟通的平台，政府在后面协调。其实，最初的时候，还不流行“社会责任”的说法的，刚好“商界展关怀”开展一段时间之后，就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然后在整个社会也逐渐流行起来，这个平台刚好成为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平台。大概是11年前吧，加入这个活动的有250家企业，现在已经超过3000家企业参与了，可见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当然我们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如一些人觉得我们定的门槛太低了，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还不够。我当时的想法是尽量让更多的企业加入其中，而且要让企业对该活动有认同感。随着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人们对企业的期望也不一样。例如说开始时，大家觉得汇丰银行做得不错，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汇丰作出了一些调整，如裁员之类的，大家就对汇丰有一些意见了。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对一个企业的期望只有越来越高，所以企业也只有不断的提高对自身的要求，一年做得比一年好。但是我们的平台是让更多的企业先参与进来，然后一年一年提高。一个企业做得怎样，最终不是由我们去界定的，是由他们的股东、员工、公众去评价的，所以我们只是起着桥梁的作用。其实，有批评的声音是好事，这才是进步的动力。

 

　　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一定会参与我们的活动，现在香港大部分的企业都参与我们的活动了。在香港，甚至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你的企业没有我们“商界展关怀”的标志，就代表你的企业没有社会责任感，可见这个活动的公信力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一直以来如此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呢？自己的价值观是如何定位的？

 

　　陈智思：在资本社会，完全公平是不可能的，但太过不公平也是不行的。过去十年，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冲击，拉大了贫富悬殊的差距，社会矛盾愈发激烈，这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企业就要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一定努力。当初，我们国家还没有提到“和谐社会”这个概念，但其实“商界展关怀”这些事情就是在构建和谐的社会。15年前，我成为香港立法会议员，这样的职务让我能够接触到更多领域的人群，能去了解更多的东西；而作为企业家更有义务有能力去开展和参与这些活动，所以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地去做。在这些经历和活动中，我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价值观。

 

　　以前可能觉得商人就是要不断地赚到更多的钱。现在觉得在赚钱的基础上，对股东负责，对员工负责，更重要的还要看对社会有没有贡献有没有意义。例如说，我们把家族银行卖掉，把这些钱投资到医疗领域。医疗领域，在我们国家，从商业角度来看是发展空间是很大的，从社会意义来看，对公众是有意义有好处的。比起地产行业，投资医疗能赚到的钱是不多的，因为投资医疗，回报周期长，需要的人力大，而且日子一长肯定会出现医疗事故的，这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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